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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womens-menopause-health.com 2009-12-17 来源:时代周报 作者: 发表评论(0)

  11月初的清华大学冬意渐浓。

  85岁高龄的罗哲文先生来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,参加纪念中国营造学社成立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。在会上,他感慨地说:“弹指一挥间,中国营造学社80年了。”

  1930年2月,中国营造学社,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,由朱启钤先生投资创办。北洋政府时期的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因曾支持袁世凯复辟,那时已黯然退出政坛,投资实业。在学术界一片欧风美雨中,他却将目光聚焦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之上,其深层的意图,自然是要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。

 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,一开始以朱家为办公地点,后来迁至天安门内的旧朝房,内设法式、文献两组,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,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,并做了大量的中国古建筑田野调查工作。

  1937年,抗战爆发,日本方面曾想拉拢梁思成,他们以“东亚共荣协会”的名义给梁思成发去请柬,邀其参加会议。梁思成立即带领全家和中国营造学社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,翌年,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。在李庄,物资匮乏,加上终日劳累,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,行动不便;他的妻子林徽因则有严重肺病,长期卧床不起。

  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还记得1945年的晚春,他第一次见到梁思成先生时的情景:“他当时40多岁,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和蔼可亲,但是弱不禁风。因患有脊椎组织硬化症,他身背铁马甲。何况重庆天气炎热,一般人都受不了,他还要俯案作图,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,他把下巴顶在花瓶口上,笑称如此,线可以画得更直,实际上是找个支点,借以支撑头部的重量。”

  就是这样一个面临重重困难的民间社团,却成就斐然。在营造学社成立的短短十几年内,他们走访了15个省,近200个县,测量、摄影、分析、研究了2000余项建筑与文物,积累了大量资料。如果没有营造学社的发现和保护,像应县木塔、蓟县独乐寺、辽代观音阁等珍贵建筑实例可能不会留存至今。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,梁思成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写作《中国建筑史》,将各时期的建筑,从城市规划、宫殿、陵墓到寺庙、园林、民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。正是因为这本著作的学术含金量,1946年,美国耶鲁大学邀请梁思成访美并做学术报告,这当然也是营造学社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。以至于日本建筑界的一些学者,一提到梁氏夫妇和中国营造学社,就要向着东方三鞠躬。

  1946年,因为资金短缺,朱启钤先生也已经家资散尽,加上学社人员分散到各地,营造学社只能停止活动。中国营造学社存在不过17年的时间,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古建筑和古文物的人才,罗哲文(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、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)和王世襄就是其中杰出的两位。80年来,众星陨落,当王世襄先生也驾鹤西去之后,中国营造学社也就只剩下了罗哲文?最后一位见证者。

  惟一的被录取者

  时代周报:营造学社80年了,您可算是硕果仅存的社员,也是营造学社培养的最后一批建筑学者,1940年您是怎么报考中国营造学社的?

  罗哲文:当时正是抗战时期,国民政府迁往重庆,同济大学、中央研究院、中央博物院和营造学社先在昆明呆了一年,然后迁往四川。

  1940年,营造学社就到了我的家乡宜宾,同济大学开始招生,机关招一些工作人员,或者是一些学徒,登报招考。当时我考了好几个地方。营造学社和我的兴趣爱好还比较接近,我原来就喜欢工业技术、画画、艺术,就去了营造学社。那时的营造学社人也很少,算上家属也就10多个人。他们也招一些临时人员,比如同济大学招勤工俭学人员。从那以后,我就一直做古建筑研究,一晃59年了。

  时代周报:据说您是众多考生中惟一一名被录取者,考一些什么样的科目?

  罗哲文:在一个大课堂里考,和面试差不多,一个一个谈。当时考的大概有几十个人,时间太久,我记不清了。除了面谈之外,也考美术,让我看着对面的塔画张画。另外还叫我写了一张纸的字。我估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还是比较有培养前途,就吸收了我。

  时代周报:在营造学社先是为刘敦桢先生抄写整理《西南古建筑勘查》的文章,并绘制一些插图?

  罗哲文:是的,帮他抄写,画一些简单的图(法式图和文献图),这是临时的任务,大概有半年时间,就结束了。后来梁思成先生看到我画的图,觉得我还不错,于是把我叫到法式组,练习画图、练习测绘。1940-1946年,我用了5年的时间,就基本上学会了古建筑的测绘,基本功算是打好了。营造学社是当时国内惟一的古建筑研究机构,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好几个。建筑之外的课程一般自学,但有些课程也会来教你,比如外语。林徽因先生的外语好,但她只能躺在病榻上教我们。

  艰难的营造学社

  时代周报:梁先生、林徽因先生去山西测绘,您也去了吗?王世襄先生刚刚去世了,他也是营造学社的社员,当时你们是不是也在一起?

  罗哲文:我没有和梁先生、林先生去山西,他们去测绘佛光寺等唐代建筑是在抗战前。他们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北平已经沦陷了,知道之后赶快回来,回来实际上也是流亡,先到长沙,长沙沦陷后1939年到昆明,最后到四川。

  不过我在李庄也参加测绘,比如测绘了松墓和悬罗殿。松墓是我和王世襄一起去的,我画的图,他写的报告。他们都比我年纪大,王世襄是研究生,他们的文化都比我强,所以我就测绘画图,比较少写报告。当时我还帮刘致平测过民居。

  时代周报:在李庄,当时条件是不是很艰苦?

  罗哲文:那当然。李庄是农村,当时都没有电灯,晚上点个煤油灯,但还能做一些工作,工作主要还是在白天。物价也在涨,医药也很短缺。当时的同济大学是著名的医学院,但也是药物短缺,以至于像肺病这样的常见疾病在当时几乎就成了绝症。林徽因先生一直是肺病,躺在床上,没有特效药医治。梁思成先生的弟弟、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也是肺病,50年代就去世了,岁数都不大,40来岁,跟当时艰苦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。

  时代周报:营造学社是怎么停办的?是因为经费问题吗?

  罗哲文:1945年日本投降后,我们回到北平。梁先生觉得,像以前这样的招考方式招不到几个年轻人,古建筑的保护研究工作还是需要大量的人,应该还是学校培养。此外,营造学社回来后如何继续都是个问题,因为学社的社长在抗战时期去世了。于是,梁先生就到清华办建筑系,他从清华出来,清华也欢迎他去清华当教授。营造学社到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停止工作了。

  梁先生到了清华之后,为了继续古建筑的考察工作,成立了研究所。营造学社和建筑系在清华实际上是一个单位,但是有两个牌子。当时解放战争全面展开,不可能再去调查,另外教学任务也很重,所以46年之后就没有进行过太多调查研究了。

  解放之后,营造学社是个私人机构,要重新登记,当时也没有这种可能性,就没有登记,事实上就不存在了。营造学社原来的人都分散到各处,一部分在清华大学,另外的人则到各种研究机构去工作。

  古建筑要为民所用

  时代周报:批判营造学社是在梁思成先生反对拆除北京老城墙之前还是之后?

  罗哲文:对营造学社没有批判,批判的是梁思成先生本人。营造学社不牵涉什么政治问题,它只是调查古建筑,然后写成调查报告而已。

  1954-1955年批判大屋顶、批判复古主义,说模仿古建筑是浪费。现在看起来,当时对梁先生的批判起码不是很准确。梁先生并不是说反对新建筑,他本身学的就是新建筑,他也不是说都要复古,他提倡传统、要继承中国的民族形式,民族形式当然有大屋顶,但民族形式并不都是大屋顶。其实他还是主张现代化,他从美国回来教学,传授的都是当时最新的理念,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,并不主张守旧复古。

  时代周报:当时对梁先生以及其他建筑学者的批判方式粗暴吗?

  罗哲文:还不是太粗暴,那不像“文化大革命”,也就是写文章批判。虽然很多人的文章并不实事求是,但没有武斗。这次批判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经验,反右的风暴他就躲过了,因为他反右时他就没有发表任何言论。

  时代周报:拆除北京老城墙时梁先生流泪的故事是真的吗?

  罗哲文:对于北京老城墙、老牌楼,梁先生的感情很深,他当时提出北京应该全面保护。他并没有说一切都不动,这并不是他的意思。他保护古建筑,还有一个特点是主张古建筑要为民所用。这个思想是很超前的。1953年有一次讨论古建筑的会议我都参加了,他也不是一点不让步,该保护的还是要保护,新的建设需要拆的,也可以拆。他不是提出一个新北京的方案吗?将北京分成旧城与新城,新的机关、工厂主要在新城,这就不会对老城区造成太大的破坏,这是意大利保护罗马的经验,如果这个方案能被采纳,那当然能更好地保护老北京。

  真要保护北京,我也觉得这是个最佳的方案。现在也是,真要保护,还得建新城区,就像平遥、丽江那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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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Aggi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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